[摘要]“青年爱读书”，“青年必读书”，一九二五年，这两个问题，在《京报副刊》上诱发了文人们热闹的讨论，从而也引出本文的话题：副刊不应是死水一潭。

寻觅流逝的踪迹

文人与报纸副刊没有任何关系的，大概可以说是绝无仅有，不是编者，就是作者。这里不说“作家”，而用“文人”，是因为从现代文坛来看，一些活跃于副刊之间的编者作者，有许多并不是作家，而是学者、教授或翻译家等等。

现代文学史有过许多种，可是似乎尚未有专章论述“文人与副刊的关系”这一课题。其实，缺少这样的论述，文学史只能是一轮残月。

看望从五四开始就在副刊发表作品的冰心老人。

冰心的《繁星》等诗歌在京报副刊发表。

这里可以轻易地举出当过副刊编辑的著名文人：宗白华、孙伏园、徐志摩、沈从文、梁实秋、黎烈文、郁达夫、胡也频、聂绀弩、夏衍、楼适夷、萧乾、柯灵、端木蕻良、冯亦代等。正是在他们手中，一个个重要副刊以其独特风貌而在现代文坛闪耀其光彩。正是在他们手中，一部部重要作品，从副刊上走入读者中间，从副刊上走进历史的荣耀。

鲁迅《阿Q正传》（笔名：巴人）在京报副刊上连载。

鲁迅《阿Q正传》（笔名：巴人）在京报副刊上连载 (2)。

同样可以轻易地举出一些名作为例：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和许多杂文；郭沫若的诗集《女神》中的作品；巴金的《家》；老舍的《四世同堂》；以及冰心、徐志摩、周作人、梁实秋、闻一多等许多人的名作。

历史就是这样，总是留给后人许许多多的课题去寻觅，去研究。文人与副刊，该会有多少话题？该会给我们多少经验和教训？譬如：副刊在文坛的地位；副刊为什么能够形成风格多样的局面。编者的个性或兴趣与副刊的关系；副刊与培养作者；副刊的独立性和特殊性；副刊与读者……

现实从来不会与历史绝然隔开，探讨和研究文人和副刊关系，我们会从那些流逝的痕迹中，得到启迪。

汪曾祺副刊文章手稿。

兴趣•个性•风格

著名美学家宗白华，五四时期曾热心于新诗的创作。但他对于新诗贡献突出，常常被认为是他在任《时事新报》“学灯”副刊编辑时，与远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产生对新诗的感情共鸣，从而激发了郭沫若的诗情，《女神》中的许多作品，就是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到一九二〇年四月宗白华主持“学灯”的几个月期间集中发表的。

这一佳话，也曾引起另一说法。香港一位文学史家在书中写到：因为宗白华喜欢新诗，所以发表了许多郭沫若的作品，相反，却对写小说的郁达夫冷淡。事实并非如此，因为郁达夫给“学灯”投稿时，宗先生已经离开上海去德国留学了。那一说法，只是一个“冤案”。

不过，这一“冤案”的发生，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文人与副刊的一个特点，即：现代副刊大多由一两个人做编辑。这样，编辑的兴趣和个性，往往决定了某一副刊的风格，由此以来，编辑的更换，常常也就意味着旧日风格即将变化，极少有例外。

李辉拜望副刊编辑前辈臧克家。

两位副刊编辑前辈夏衍、袁鹰。

副刊前辈柯灵来信问候袁鹰姜德明。

有什么样的编辑，就会有什么样的副刊。喜欢新文学者，自然团结新诗新小说作者；喜欢传统艺术者，自然把目光放在曲艺戏剧上；喜欢政治者，自然热心于现实生活或理论的介入；……编辑高品位，副刊必然高品位，一个交际广泛而杰出的文人，他的副刊也必然多彩而杰出。

仍然以“学灯”为例。在宗白华去德国之后，接替他的李石岑远不如宗白华那样重视郭沫若的作品。这样，用郭沫若自己的话来说，“便把那种狂涛暴涨一样的写诗欲望冷下去了。”到一九二五年前后，同样是“学灯”，在李石岑手中，便成了以介绍政治思潮为主的副刊。巴金当年与郭沫若、阿英等人就马克思主义、托尔斯泰等问题展开过论争，其文章就发表于此时的“学灯”上。

三十年代《大公报》的“小公园”副刊的变化，也是一个例证。在一九三五年萧乾接手编辑之前，“小公园”以介绍旧戏等为主，文章形式中也常见诗词之类。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萧乾一到任，几天时间就将之改变为以新文学为主的副刊，与沈从文所编的《大公报》“文学”副刊相差无几了。

编者的兴趣和个性，便是这样决定着副刊的风格。

难得知音

宗白华与郭沫若在新诗创作上，产生了难得的共鸣，从而激发了郭沫若的诗情，这实际上是作者求得知音的一个范例。一个副刊编辑就该如此，他应从来稿中、从文坛的种种动态中，捕捉适合于自己主张的对象，积极地成为某些作者的知音。萧乾曾说：看一个编辑是否成功应该看他发现了多少新作者。当然，已经成名的作家，也存在着遇到“知音编辑”的问题。

编辑成为作者的知音，扶植文学新人，这样的例子在现代文坛上可以说数不胜数。二十年代初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，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开始对文学的追求。到一九二五年，虽然经过郁达夫的介绍，沈从文开始在《晨报副刊》上发表一些作品，但仍然只是一个不知名的作者。一九二五年十月徐志摩接手编辑《晨报副刊》，在《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》一文中，他第一次将沈从文这位无名作者，同声震文坛的胡适、闻一多、郁达夫等人一起列为他的约稿对象。徐志摩极为欣赏沈从文的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才能。

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认识沈从文的价值，除了陆续发表他的作品外，在这一年十一月，徐志摩还破例地将沈从文八个月前发表于《京报副刊》上的散文《市集》，7重新刊登在《晨报副刊》上，并特地配上一篇《志摩的欣赏》，高度评价沈从文的才华，赞叹《市集》：“这是多么美丽生动的一幅乡村画。”他还说：“复载值得读者们再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，我想这也应比乱登的办法强些。”

副刊编辑前辈徐志摩。

从此以后，默默无闻的沈从文，成了徐志摩编辑《晨报副刊》和后来《新月》杂志的重要作者。一个来自湘西山区的文学青年，最终确定了他的生活道路。对能遇到徐志摩这样的知音，沈从文深为感激，终身未能忘怀。八十年代回忆五十年前遇难的徐志摩时，沈从文仍然这样深切地说：“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，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产生的深刻作用，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……”

最近在回忆自己当年在《大公报》“文艺”副刊上发表作品时，严文井同样对萧乾这位编辑怀着深深的感激，他甚至这么说：“完全可以这么说，没有萧乾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”实际也许正是如此。因为当年一个作者的作品能否在副刊上发表，常常会影响他对未来生活的选择。今天，有时也会如此。

再说难得知音

沈从文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，但他也曾写过许多新诗，尚散于报刊上，未结集出版。在一九三五年前后沈从文编辑的《大公报》“文学”副刊上，他以“上官碧”等笔名发表过几首诗。其中两首分别为《卞之琳浮雕》《何其芳浮雕》。在诗中，沈从文生动而富有诗意地描述出他对这两位年轻作家的印象。

他用这样优美的诗句，描述创作《画梦录》时的何其芳：

夕阳燃烧了半个天，／天上有金云，红云，同紫云。／“谁涂抹了这一片华丽颜色？／谁有这个胆量，这种气魄？”／且低下头慢慢的想，慢慢的行，／让夕阳将心也镀上一层金。／……／温习那一句荒唐的诗，／面对湛然的碧流。／黄昏黯淡了树林小山，川悄的引来一片轻愁。／微明中惊起水鸟一只，／有谁问：“是鸬鹚，鸳鸯？”／不用说，我知道，／春水已经漫到堤岸丛莽了。”

八十年代中期卞之琳肖像。李辉 摄。

卞之琳副刊文章手稿。

此时，卞之琳和何其芳均是刚刚在北方文坛崭露头角的年轻大学生，后来他们被视为“京派作家”中年轻的一代。沈从文诗咏他们，是一个已经在文坛奠定重要位置的作家对年轻人的赞赏，同时也是一个副刊编辑对年轻作者的扶植，如同当年徐志摩对他的扶植一样。

编辑成为作者的知音，在文人中形成了一个极好的传统，这一点，我们以沈从文为中介，上有徐志摩，下有萧乾，便可以有一个系统而突出的印象。

1934年编辑《大公报》副刊的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。

从徐志摩那里，沈从文获得的不仅是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，还有对做好编辑工作的认识。一九三三年接手编辑《大公报》“文学”之后，沈从文像徐志摩当年扶植自己一样，对许多年轻的文学青年倾注了全部热情。正是在这些作者之中，他热情地扶植了卞之琳、何其芳、萧乾等后来活跃文坛数十年的作家。在他的指导下，萧乾的处女作、短篇小说《蚕》发表于“文学”副刊上，从而成为萧乾文学生涯的起点。他还捐资帮助卞之琳出版诗集。他用各种方式将他所欣赏的作家介绍给读者。文学史家、评论家论述到“京派文人”的年轻一代时，是不会忽视沈从文培养他们的重要作用的。

1935年萧乾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接手沈从文编辑大公报副刊。

从沈从文那里，萧乾也继承了副刊编辑的好传统。在一九三五年夏天成为《大公报》的副刊编辑之后，他也尽其所能发现和扶植了一批年轻作家，其中一些至今仍活跃于文坛，如严文井、刘白羽等。

能够遇到编辑知音，是作者的幸运；能够成为作者的知音，也会是编辑的快乐。

不妨读读《废邮存底》

我喜欢读报刊上的编辑致辞。在我看来，这些致辞，是编辑和读者之间的桥梁，维系着双方的感情。同时，读者可以随时了解编者的意图、计划。譬如，每次拿到《读书》，我首先翻阅的便是它后面的“编辑室日志”，在那些别致的“日志”中，编辑的情感和心迹袒露在读者面前。

一些著名的现代副刊注意选择编辑，注意发挥编辑的兴趣和个性，其主要目的正是以此来吸引更广泛的读者。

六十年代人民日报副刊的重要栏目”长短录 “1980年结集出版。

《长短录》编辑之一姜德明为我在书上题跋。

我们应该看到，现代副刊兴旺的时期，即是新文学日益蓬勃的时代，各报纸注意启用新文人来做编辑，就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，满足了读者对新文学的要求。在这里，读者仍然是第一位的。一个副刊不可能毫不考虑它的读者的需求，如果只注重编辑一己的兴趣，沉浸于编辑独自的满足之中，那样，必然与名存实亡相距不远了。

沈从文萧乾合著《废邮存底》。

我喜欢读沈从文与萧乾的一些作品。但从编辑的角度，我所偏爱的是一本他俩的合集。这本由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三十年代出版的《废邮存底》，汇集了沈从文、萧乾在编辑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期间，先后发表的回答读者各种问题的致辞。这些回答读者的文章，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，发表在“废邮存底”专栏中。他们以富有文采和独到见解的文字，孜孜不倦地回答读者来信提出的问题，或者分析来稿中表现出来的问题。这些编者的信，所呈现的不仅仅是文学家的艺术主张，也是编辑对读者的一片热诚。

从他们的文章和编辑特色中，我感受到，经常发表答读者的文章，不仅是联系编辑与读者的一个方式，最重要的是编辑心中永远装着读者，惟此方能真正想出各种方式沟通彼此。

贵在两相知

也许，不应将“知音”只限于编辑对作者的理解和支持。对于作者，与编者在心灵上思想上意趣上有所沟通，同样是必不可少的。

一个优秀的编辑，当他的身边汇聚起一批杰出作者时，也就是他用他的精神他的见解，赢得了充分的支持。鲁迅很理解当编辑的苦衷，他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做编辑一定是受气的，但为‘赌气’计，且为于读者有所贡献计，只得忍受。”这是他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写给黎烈文的信中说的。这段时期，正是《时事新报》副刊“自由谈”最为辉煌的日子。鲁迅是作为一个作者，向编辑说出这番感触的，其中，自然体现出他对黎烈文编辑“自由谈”的理解。

在黎烈文一九三二年底按手编辑“自由谈”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，鲁迅这段时期创作的大量杂文，主要发表于这里。以他为核心，一大批进步文人，纷纷出现于这块阵地上，其作品主要形式为杂文。所以，人们后来提起这段时期的“自由谈”，称之为杂文的“黄金时代”。

但是，鲁迅深知在那种环境中，一个编者将那么多思想深刻锋芒犀利的杂文经营出来，总会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种种压力，其中也可能包括作者的误会甚或指责。鲁迅极为理解黎烈文的处境，常常细致入微地体察他的难处。在黎烈文遇到诬陷攻击时，他曾颇为关切地安慰说：“能修炼到不生气，则为编辑不觉其苦矣。不可不炼也。”在投稿时，他也尽量考虑编辑处理稿件的自由度。翻阅鲁迅这段时间给黎烈文的信，我为鲁迅的话而感动。

“今姑且寄奉，可用与否，一听酌定，希万勿客气也。”“可用与否，仍希裁定。”这些话或许带有文人间的客套语气，但下面这封信则充分体现出他对编辑的相知：

……《自由谈》已于昨今两日，各寄一篇，谅已先此而到。有人中伤，本亦意中事，但近来作文，避忌已甚，有时如骨鳗在喉，不得不吐，遂亦不免为人所憎。后当更加婉约其辞，唯文章势必至流于荏弱，而干犯豪贵，虑亦仍所不免。希先生择可登者登之，如有被人扣留，则易以他搞，而将原稿见还，仆倘有言谈，仍当写寄，决不以偶一不登而放笔也。

搅活一池春水

“青年爱读书”，“青年必读书”，一九二五年，这两个问题，在《京报副刊》上诱发了文人们热闹的讨论，从而也引出本文的话题：副刊不应是死水一潭。因而，现代著名编辑常常在副刊上开展讨论，借一个有意义的题目，吸引作者，吸引读者。在他们手中，副刊是一池春水，活泼而流畅。

京报副刊总目。

当时编辑《京报副刊》的是孙伏园。当他登出关于青年读书问题的征文启事时，想必预想过，这种讨论会使他的副刊一时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事实确实如此。围绕他所列出的这两个提问，北京的许多著名文人，都就此坦率地表明自己的态度。每个人的见解自然不尽相同，各自列出的书目也大相径庭，但惟其有所分歧，才能形成众说纷纭的局面。没有一致的结论，没有雷同的观点，这正是讨论应该具有的本义。

和孙伏园一样，萧乾在编辑《大公报》副刊期间，也曾开展过多次讨论，有时甚至某一个问题，会引起一场全国性的文坛讨论，许多报刊一起参加讨论。（这个现象，得在另一则“漫话”中专门谈及。）一九三六年，请各方人士讨论书评，是萧乾组织的一次成功讨论。他根据文章作者的不同身份，分为“作家谈书评”、“书评家谈书评”、“读者谈书评”三组文章。除了选登部分读者来稿而外，还有一批著名文人，积极来稿各抒己见。我们可以随意地举出这样一些名字：朱光潜、沈从文、巴金、叶圣陶、张天翼、施蛰存等。他们的文章，不仅给当时的副刊带来活泼和色彩，也为今日的书评理论留下难得的见解。

陈子善王锡荣编选《申报自由谈》杂文选。

申报自由谈目录。

在“青年必读书”的讨论中，鲁迅有一篇著名应答，在北京文化界几乎可说是引起一次震动。在这次应答中，鲁迅坦称他对传统文化的愤激，大声疾呼：“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，多看外国书。”因为他认为，“我看中国书时，总觉得就沉静下去，与实人生离开；读外国书——但除了印度——时，往往就与人生接触，想做点事。”他的这一回答，随即引起争论，孙伏园便刊发不同见解的读者来信。这样，一个关于读书的讨论，就愈发热闹起来。鲁迅也针对性地连续发表文章，补充阐明他的思想。

编辑最后并没有就此作出结论，但是，活泼的思想交流，本身不就是无形的结论？

这才是富有活力的讨论。时常有这样的讨论的副刊，才会有如一池春水。

沙龙的魅力

研究现代英国的文学，都知道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。在二十世纪的头三十年间，这里的贝尔女士的家，成为当时伦敦一批著名文化人士的沙龙。出入这里的有作家、诗人、经济学家、哲学家、艺术家，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福斯特、罗素、凯恩斯、斯特雷奇、爱略特、赫胥黎等。他们闪耀出的人类智慧的光辉，使得布卢姆斯伯里的沙龙格外诱人。

中国现代文坛两个与副刊有直接联系的“沙龙”，有其独有的魅力。一个是二十年代闻一多家中的沙龙，一个是三十年代朱光潜家中的沙龙。

徐志摩回忆自己当年在《晨报》编辑“诗刊”的生活时，曾以生动的笔调，描述过当时在闻一多家中，一批诗人会聚一堂讨论诗歌的情景。徐志摩、朱湘、饶孟侃、刘梦苇等后来的新月派代表诗人，是这个沙龙的客人，同时，他们又都是徐志摩所编辑的副刊的作者。

沈从文编辑《大公报》副刊时，朱光潜和梁宗岱在北京的住宅，是京派文人的一个主要沙龙。出入这里的有朱自清、周作人、废名、林徽因、梁思成、沈从文，以及年轻的萧乾、卞之琳、何其芳、林庚等。他们在这里以谈诗为主，兴致高涨时，还会以朗读诗来作为交流和探讨。对于当编辑的沈从文来说，这实际上便是一个极好的组织稿件的机会。所以，在他所编辑的副刊上，我们能随时看到上述人的作品。

萧乾接替沈从文编辑《大公报》副刊后，这样的沙龙，已不存在。但他每次从天津到北京后，仍会将一批作者请到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，征求意见和讨论未来计划，这实际上可视为另一形式的“沙龙”。

争鸣之风

争鸣从广义上讲，当然属于讨论。不过在我看来，通常所说的讨论（包括前一篇漫话所谈到的讨论），一般是各抒己见，各种观点相互之间不直接发生交锋。而争鸣，则是有明确的论敌，在反驳或批评的过程中，阐明各自的观点。我们浏览现代文坛，作家间的争鸣常常多于讨论，特别是个人间的就政治、文学、翻译等大大小小问题的争鸣，更是举不胜举。同刊物一样，报纸副刊是展开文人争鸣的主要阵地。

可以举出一些著名的争鸣例子：一九二五年，围绕北京女师大事件，鲁迅在《京报副刊》等报章上和《现代评论》的陈西滢等展开论争；三十年代因沈从文在《大公报》副刊的文章，引起了南北两地报刊关于“京派与海派”的论争；三十年代因沈从文在《大公报》副刊的文章，引起关于“反差不多”的论争；抗战初期，因梁实秋在《中央日报》副刊上的文章，引起关于“抗战无关”的论争；……后三个论争，吸引了许多副刊和绝大多数文人参加，是现代文坛具有很大影响的大讨论。研究这些论争和这些副刊，是绝对不能忽略的。现代副刊，之所以能让我们今天仍然不时提及它们，除了它们发表许多重要作品、培养许多作家之外，有声有色地开展争论，便是另一原因。

当我们大致浏览一下那些目不暇接的论争时（且将争鸣的内容放置一旁，仅从形式而言），可以看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即在许多争鸣中，介入其中的副刊和作者，一般来说是处在相互平等的地位，尽管各自的观点大相径庭，尽管各自的成见很深，尽管各自的语言锋芒犀利，但不会借助于争论之外的方式来作最后判定。有的个人之间的争论，虽然在副刊上激烈，但并不会因此而影响私下的友谊。

沈从文写文章引起“京派海派”之争，但他同被认为是“海派”的一些作家，如施蛰存等保持着友谊。巴金与朱光潜就《蒙娜丽莎》是否为水粉画展开争论，但不影响他们同是沈从文的朋友。李健吾评论巴金的《爱情三部曲》，巴金为自己辩护并反驳，他们私下却是极好的朋友。之所以能够如此，就在于争论需要的是实事求是，需要的是公正合理，而不是别的什么。

1988年，人民日报大地f副刊举办风华杂文征文活动，部分评委合影。左起：唐因、秦牧、舒展、刘再复、戈扬、范荣康、唐弢、柯灵。

1988年，三代副刊编辑与副刊作者相聚于北京。左起：黄裳、姜德明、黄秋耘、邵燕祥、舒展、李辉。

与乌鲁木齐晚报副刊编辑蔡俊漫谈副刊情怀。